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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拉贾拉特南，有罪

“贪婪与腐败，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内容！”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的下午，太阳懒洋洋地照进曼哈顿区下城区的红木镶板的审判室里，一个长着娃娃脸、棕色头发的检察官站在一群陪审团成员面前，用朴素的话语，缓缓地描述着这一代人所遇到的、史上最大的内幕交易案。陪审团一共有12名成员，其中有9名女性，3名男性。当纽约南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鲁迪·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对华尔街提起当时史无前例的犯罪制裁时，乔纳森·斯特里特还在读大学，朱利安尼对华尔街实施了高调无比的逮捕行动，让那个时代华尔街最著名的几个幕后大老板落马。当斯特里特来到位于圣安德鲁大厦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头版头条上了。但在金融发展史上，诸如伊万·博伊斯基（Ivan Boesky）这样的名字是不会缺席的，他们会为自己所犯下的金融罪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所犯的金融罪行，作为来自克利夫兰的斯特里特，自然非常清楚。斯特里特在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过多年的检察官，他办理过很多证券欺诈方面的案件，现在，他代表美国政府，向联邦法院提起史上最大的一桩证券欺诈案，就是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

几个星期以来，虽然民众对这一审判的预期不断高涨，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如此真实的激烈对抗竟然真的发生了。在法律界，大家认为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是一个不需要审判的案子，因为这一案件的名称在外行看来，有很大的误导性。一开始，政府的简要介绍中有明显的弱点，处于下风，但现实情况却刚好相反。在经验老到的律师看来，检察官搜集的证据非常充分，拉贾拉特南肯定会被判刑，顶多是看看，能够少判多少年。在审判一开始，政府指控的47名共谋者中，有23人明确表示自己有罪，在这些人中，最知名的就是阿尼尔·库马尔和达妮埃尔·基耶西。

犯罪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库马尔曾经是麦肯锡公司的明星人物，他跟拉贾拉特南在沃顿商学院读书时就认识，他是最早投降的。2010年1月7日，星期四的下午，库马尔承认自己犯有证券欺诈罪，而这一罪名一旦成立，其最高监禁将达25年。尽管库马尔当时正在看心理医生，而且还因为焦虑和抑郁在吃医生开的处方药，不过，库马尔告诉曼哈顿区的联邦法官美籍华人丹尼·陈（Denny Chin），自己的心智没有任何问题，并准备放弃申诉。库马尔承认收了拉贾拉特南给的170万美元的好处费，拉贾拉特南给他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让库马尔提供重要的内幕消息，他还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承认自己告诉了拉贾拉特南AMD并购ATI公司的内幕消息，在这个细节问题上，陈法官这样问库马尔：

“你跟拉贾拉特南之间达成了共识或者协议，是吗？”陈法官问。

“是的。”库马尔回答说。

“实施了证券欺诈行为？”陈法官问。

“是的。”库马尔回答说。

“你知道拉贾拉特南会利用你提供给他的这一消息进行相关的证券交易，对不对？”陈法官问。

“是的，阁下。”库马尔回答说。

“你清楚他这么做就是欺骗那些跟他交易的人？”陈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库马尔确认。

这么多年来，库马尔一直都在游说自己，让自己相信他和拉贾拉特南之间的这些交易并没有什么错。但是现在，库马尔再也不能这么想了：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这一现实就摆在他眼前。

库马尔案审理结束了一年之后，在拉贾拉特南案准备开庭的几个星期前，那个曾经想在政府眼皮底下逃走的基耶西，也向法院承认自己有罪，她这个案子是所有案件里面最跌宕起伏的一个。即便可能要面临很多罪名，基耶西，这个曾经的美少女，在法庭上依然魅力十足。2010年11月，在关于基耶西被捕时，其米兰达权利⁽¹⁷⁾是否被侵犯的听证会结束后，基耶西和她的律师阿兰·考夫曼（Alan Kaufman），以及她的母亲一起坐电梯下楼。电梯在某一层停住时，电梯门外正是在等电梯的安德鲁·迈克尔森。看见电梯里的基耶西，迈克尔森像个孩子一样天真，甚至还显得有些尴尬和拘谨，于是，他准备等下一部电梯再进去。此时，基耶西和她的母亲温柔地说道：“进来吧，我们不会吃了你的。”在进入电梯后，基耶西的母亲对迈克尔森说：“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你这样下去会让我女儿进监狱的。”

迈克尔森并不是唯一迷恋基耶西的人。在斯特里特居住的纽约曼哈顿区上西区的某座公寓里，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斯特里特就是那个将艾利克斯·基耶西（Alex Chiesi）的姐姐送进监狱的那个人，艾利克斯·基耶西是达妮埃尔·基耶西的弟弟，曾住在斯特里特的隔壁，艾利克斯甚至还邀请过斯特里特一家人去康涅狄格州的某个湖边度假别墅一起游玩，不过，斯特里特拒绝了这一邀请。艾利克斯准备去的那间湖边度假别墅正是IBM的高管罗伯特·莫法特买下来送给他姐姐的那套房子。

在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开庭的第一天，斯特里特开门见山，他说被告“今天就会知道第二天要公布的消息，然后依据此消息进行内幕交易”。斯特里特站的地方离拉贾拉特南仅有几米远，在拉贾拉特南被告席的一侧，坐着6位辩护律师。拉贾拉特南看上去跟自己以前的影子差不多瘦。身为对冲基金经理的拉贾拉特南，在辉煌时期是一个非常胖的家伙。拉贾拉特南的体重严重超标，微笑时总是露出自己的牙齿。在鼎盛时期，这位帆船集团的大老板在对冲基金界以自负和傲慢而出名。现在，在被捕一年半之后，拉贾拉特南看上去非常消瘦，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在斯特里特对拉贾拉特南提出一系列冗长而又枯燥的指控时，拉贾拉特南就一直面无表情地盯着斯特里特。

律师团对阵

对43岁的美国检察官斯特里特来说，这是他10年公诉人职业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一个案子。在斯特里特以前办理过的所有案件中，包括德药店（Duane Reade）的前高管安东尼·库蒂（Anthony Cuti）和马克·德瑞尔（Marc Dreier），这些经典的案件，似乎在跟拉贾拉特南的律师最终对决之前，都要重温一遍，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因为这一次，拉贾拉特南的辩护律师及帮手，在数量和从业经验方面都远超政府这边的律师力量。

拉贾拉特南的辩护律师中，领头的是约翰·道得，一位年近70岁、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民间诉讼高手。道得之前是为政府服务的检察官，他的名声来自与暴力犯罪相关的案件，他有点儿双重性格。有时候，道得看上去像大家喜爱的大叔，喜欢给那些围在他身边的人讲他的战斗故事，哪怕有些故事让他伤痕累累，最典型的就是1974年指控有组织犯罪的犹太裔大佬梅耶·兰斯基（Meyer Lansky）⁽¹⁸⁾的案件。道得跟那些积极进取的检察官的做法完全不同，他通常都是在法庭上展示各种负面证据，以此反讽对手。与被告辩护律师所出示的那些证明被告是正直和善意的证据完全不同的是，道得所出示的证据都是一些展现被告阴暗面的证据，这比斯特里特的陈述要有趣得多。

通常情况下，肥胖而又秃头的道得脾气坏得很，而且还很小气。在审判过程中，道得曾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扎德·布雷（Chad Bray）发过一封通篇都在骂对方的邮件，因为布雷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被告被其中某个证人的突然袭击问得哑口无言。道得写道：“这是我这么久以来读过的最差劲的一篇报道。你怎么这么无耻，你准备巴结普利特里德多久呢？”

在这个案子里，斯特里特是在前面直接发问的检察官，而坐在法庭后面专门为政府部门准备的木制椅子上的是斯特里特的上司，也是道得最喜欢嘲讽的对象：普利特里德·辛格·巴哈拉拉（Preetinder Singh Bharara），他一直都在认真地倾听法庭上的每一次辩论。借助拉贾拉特南案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录音电话事件上取得的成功，巴哈拉拉很快就会获得“华尔街新警长”的称号，尽管这个案子并不是他一手主抓的，因为他来到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巴哈拉拉确实是来摘果子的，这是事实。为此，巴哈拉拉的那些老友们经常拿这件事来取笑他，没事就拿出来说一说。最终，公共关系的闪电战会让巴哈拉拉出现在主流杂志的封面上，比如《纽约客》和《时代周刊》（Time），而且，在2012年，巴哈拉拉很有可能会上榜“年度最有影响力100人”。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普利特里德·辛格·巴哈拉拉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纽约南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这么多年来，巴哈拉拉的很多学法律的同学都在私人部门工作，他们都赚了不少钱。然而，巴哈拉拉却信念坚定，一心想成为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员，这个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仅次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全国第二大检察官办公室。华盛顿地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同时承担着联邦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两个层面的公诉职能。2005年，巴哈拉拉有幸当选纽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的首席顾问律师。直到2006年以前，巴哈拉拉都很低调神秘，随后，他领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调查布什总统一次性解雇8名联邦检察官是否受政治因素影响时，他才真正出名。经过两年的调查，最后，没有形成任何指控，巴哈拉拉在这次涉及政治事件的调查过程中表现突出，为他加分不少。

2009年8月，巴哈拉拉被新任总统奥巴马看中，在参议院的批准下，他成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连巴哈拉拉的还不怎么明白事理的女儿都很清楚，成为联邦检察官对巴哈拉拉来说意义非凡。当巴哈拉拉的女儿来他的办公室参观时，她注意到爸爸的办公室真的“好大啊”！

10月13日是巴哈拉拉就职宣誓的时间，在就职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法律的敬畏，以及为什么会走上法律这条路。“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容易宽恕别人的人，如果她是一名联邦检察官，她肯定会对很多案子延缓起诉。”这就意味着，只要公司或者个人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就可以被赦免。“从你们一贯的表现中，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们肯定在想我会不会也像我母亲那样延缓起诉，我的答案是：有时候会！另外一方面，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巴哈拉拉的意思是，如果他父亲是一名联邦检察官的话，他的量刑可能会超越审判指导原则，对部分违法行为实行严厉的处罚。

在新岗位干了将近一年时间，经历过一些大人物的案件，比如将他推向舆论旋涡中心的拉贾拉特南案的历练之后，巴哈拉拉有了更加崇高的理想信念：“我想要的工作只有两个。”某一天晚上，在跟自己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一起聊天时，巴哈拉拉说有一个他喜欢的工作“从宪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行的”。巴哈拉拉所说的工作是指美国总统，而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才有资格竞选美国总统。巴哈拉拉出生在印度，大约40年前，他的父母移民到美国，于是，他也来到了美国。巴哈拉拉坦言，另外一个让他充满兴趣的工作就是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神圣法庭上的一名法官。不过，巴哈拉拉通过自己的发言人，对自己的这一言论表示否认。

在巴哈拉拉奋斗的过程中，他需要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来为自己正名，而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就是最佳机会。44岁的巴哈拉拉曾经当过童子军（Boy Scout），他认为内幕交易罪非常严重。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只能算是无受害者犯罪，特别是考虑到涉案金额很小时，案件的性质就更加不严重。在帆船集团案中，政府部门宣称拉贾拉特南通过非法内幕交易，赚到了7 500万美元的利润。但这个数字如果跟拉贾拉特南曾经高达13亿美元的净资产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巴哈拉拉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母亲是一个专职的家庭主妇，这个案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像拉贾拉特南这样的有钱人总是在跟体制较量，而这会带来更多更坏的影响。“令人不安的是，很多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人，在现代金融体系里，往往都是那些掌握着资源、拥有特权和巨额财富的人。”2010年10月，在纽约律师协会门前的聚会上，巴哈拉拉这样跟大家说。“对他们来说，这些内幕消息可以使他们的多巴胺急速分泌。”

被巴哈拉拉的办公室起诉的这批美籍南亚人是第一代大规模移民的代表，他们的出生和成长都不在美国。巴哈拉拉与第一代南亚裔移民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巴哈拉拉是于1968年出生在印度的菲罗兹布尔（Ferozepur），这个地方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不远，不过，他在幼儿时期就来到了美国。跟成百上千的印度移民的轨迹类似，他的父亲贾格迪什是一个锡克教徒，他的母亲德什是一个印度教徒，他们俩于1970年移民到美国新泽西州的伊滕顿（Eatontown）。当巴哈拉拉一家刚搬到伊滕顿时，那里还只有二十几户美籍南亚人。

贾格迪什·巴哈拉拉毕业于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医学院（Amritsar Medical College），成了一名儿科医生，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医学专业的学习中，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来美国深造和就业了。贾格迪什一开始是在新泽西州艾斯博瑞公园市（Asbury Park）的蓝领诗人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家工作，斯普林斯汀是巴哈拉拉一辈子的偶像。另一方面，斯普林斯汀曾经和其他人一起短暂经营过一家印度餐馆，普利特里德还在这个餐馆洗过盘子，做过服务生。每到周末的时候，巴哈拉拉一家就会跟伊滕顿的其他印度移民或者贾格迪什·巴哈拉拉在阿姆利则医学院的同学聚会聊天。跟巴哈拉拉一家类似，这些人也是来美国追求新生活的。

巴哈拉拉的父亲是早期印度移民的代表，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巴哈拉拉的父亲要求自己家的男孩子每次考试都要考出好成绩。“如果非要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父亲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虎爸’。”巴哈拉拉在采访中，这样对印度电视台NDTV说。尽管并不富裕，但巴哈拉拉家在教育投资上却十分肯花钱：巴哈拉拉及其来美国不久后出生的弟弟维尼特都是在新泽西州廷顿瀑布市（Tinton Falls）的兰尼私立学校（Ranney School）读书。维尼特后来成为在线零售商的联合创始人，他旗下的公司就包括Diapers.com网站，他和他的合伙人以5.4亿美元的价格将该网站卖给了亚马逊。

巴哈拉拉是兰尼学校的风云人物，从交谊舞到艺术史每个方面都特别突出。大概是读八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艺术史的测试特别难，而巴哈拉拉只是简要地做了答卷，就拿到了A+的成绩。“老师拿着巴哈拉拉的试卷对全班说，‘看看巴哈拉拉是如何作答的。’”巴哈拉拉的同学克里斯汀·高斯沃克斯（Christine Gasiorowski）回忆说，“如果是其他人这么答，我估计老师会疯掉的。”但巴哈拉拉就不一样，他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很低调，不管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他都是这样，连老师都特别偏爱他。不管巴哈拉拉做得多么好，他总是耸耸肩，对朋友们说：“哦，我可能只是运气比较好吧。”巴哈拉拉谦虚惹人爱，更重要的是，他除了谦虚以外，还抱有雄心壮志。

从兰尼学校毕业时，巴哈拉拉有幸成为致毕业辞的学生代表。1986年秋天，巴哈拉拉来到哈佛大学攻读政府管理专业，同时，他还对政治理论特别感兴趣。巴哈拉拉是一个书呆子，他的女朋友是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学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每个周末他基本都跟女朋友在一起度过。由于在高中的时候，巴哈拉拉的表现特别优秀，因此他进哈佛大学时，是直接从大二开始读的，所以，他只需要3年时间就可以从哈佛大学毕业。奇普·克拉克（Chip Clark）是巴哈拉拉刚入大学时的室友，他很快就为巴哈拉拉所折服，特别是当他们共同选修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课时，巴哈拉拉的学习能力分分钟秒杀克拉克。“我们决定一起学习，便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巴哈拉拉所做的事情就是看看课程大纲。”克拉克回忆说，“他的眼睛盯着大纲持续了45分钟，然后就说，‘行了，我知道会从哪里出题了。’”考试的时候，巴哈拉拉和克拉克正好是邻座，当卷子发下来时，克拉克听见巴哈拉拉轻轻地说了一句“欢迎”。看来，巴哈拉拉基本上猜中了考试题目。

巴哈拉拉在哈佛大学读大二的时候，跟维亚特·丁（Viet Dinh）的关系不错，维亚特·丁是一位保守的法学家，曾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的助理总检察长。巴哈拉拉和维亚特·丁曾经就开国元勋们认为人生来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争论了好久，他们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9点。“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是智力相当的好朋友。”克拉克说。然而，巴哈拉拉和维亚特·丁的社会观和政治观的差别很大。维亚特·丁曾经邀请巴哈拉拉加入凤凰俱乐部（Phoenix Club），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只有8个男生组成的俱乐部，但巴哈拉拉拒绝了。“我确实认为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对。”克拉克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巴哈拉拉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学院研究生，在选修法律方法论这门课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现在，巴哈拉拉夫妇与他们的3个孩子一起住在威斯特彻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

库马尔的证词

巴哈拉拉注意到，拉贾拉特南的律师约翰·道得在公开陈述时，描绘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证据将会证明政府是错的。政府之所以会错，其原因就在于政府相信了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其中“不值得信任的人”，道得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指麦肯锡的咨询师阿尼尔·库马尔。道得对库马尔的轻蔑直接来源于他的委托人拉贾拉特南。在审判之前，拉贾拉特南曾经幸灾乐祸地对朋友们说，有库马尔在，政府诉讼必败无疑。“他就是一个懦夫，”拉贾拉特南说，“巴哈拉拉肯定不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库马尔是政府的明星证人，2011年3月10日，他在出庭做证时，穿着一套木炭色的西服，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脖子上系着蓝色领结。库马尔显得有些紧张不安，他很少微笑，或者看看他曾经的朋友拉贾拉特南。库马尔低着头，双手放在一起，身体有些僵硬。他决定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一个听话的证人，从读书时起，他就是一个乖学生。

随着斯特里特自传式的提问，特别是将重心转移到库马尔在麦肯锡作为咨询师的职业生涯时，库马尔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在。当斯特里特问库马尔一些基本问题时，他开始抬起头来解释。在解释对冲基金这个概念时，库马尔向陪审团成员做了非常专业的介绍，他说对冲基金这个名字是基于这类基金能够对冲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任何事情的风险都可以进行对冲。

即便库马尔现在的状态对他所作的证词有一定的影响，但他还是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斯特里特知道被告方想把库马尔描述成一位说谎证人，因为库马尔跟政府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希望通过出庭做证减轻自己的罪行。于是，为了确保库马尔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斯特里特要求库马尔向陪审团说明，如果证人说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一团乱麻，”库马尔说，“那可能是更大程度上的犯罪，就是作伪证，或者类似的罪名。”这样的场景，库马尔的这种回答，就好像回到了他在杜恩学校读书时的情形，就像老师在问他，如果他“越界”了，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库马尔针对拉贾拉特南的证词非常有杀伤力。库马尔非常清晰地向陪审团描述了在AMD和ATI公司的并购案上，他是如何将内幕消息传递给拉贾拉特南的，当然，他也讲述了其他一些内幕消息的传递过程。库马尔的证词还提到了他作为兼职线人的工作报酬是如何支付的，以及当内幕消息不准确时，拉贾拉特南是如何训诫他的。库马尔对好几段电话录音的补充和详细描述，为陪审团更好地了解拉贾拉特南这样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是如何度过金融危机的那段日子，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资料。在某段电话录音中，拉贾拉特南要求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亚当·史密斯告诉他，当天的股票市场是如何发展的。“嗯……就像是给婴儿换尿布一样。”史密斯这样回答拉贾拉特南。

在长达两个月的漫长的审判期间，拉贾拉特南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被告的身份站在法庭上。然而，拉贾拉特南不得不每天都在法庭上听着自己冷酷而又平静的声音从录音带中缓缓飘出。

尽管库马尔的证词非常有说服力，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库马尔原本生活就很富足，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啊。大家认为库马尔对自己这么做的理由的解释缺乏信服力。在政府部门看来，库马尔主动请罪就已经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不过，站在证人的立场上，库马尔看上去像是在责怪拉贾拉特南将他拖进了犯罪的深渊。在接受完政府部门律师的详细盘问之后，库马尔的行动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特殊的干扰和影响。在收到法庭判决的处罚之后，库马尔拿回了自己的护照，重新开始了全球环游之旅。库马尔是英国航空公司德里到伦敦班机上的头等舱常客。当库马尔跟老朋友会面时，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自负和傲慢。

大家对库马尔这种一如既往的表现的解释是，库马尔这么做可能只是精心的伪装而已，他刻意将自己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隐藏起来。在库马尔被捕后的6个月中，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而在去世前，他的母亲一直在照顾他生病的父亲。库马尔跟朋友坦露，那一阵子他很难过。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他的母亲始终以一个母亲的情怀相信自己的儿子。库马尔很清楚，他的父亲因为病重，根本无法理解他所面临的一切，但母亲却完全明白他当时的状况有多么糟糕。库马尔非常聪明，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母亲可能是因为不能承受这一切带来的打击，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

其实，库马尔最难以面对的人是他的儿子阿曼。在库马尔被捕之后，阿曼曾经问他：“为什么？”阿曼不需要多说什么，他的父亲库马尔自然理解他到底问的是什么。是啊，为什么呢？考虑到库马尔所拥有的一切，他真的有必要走到那一步吗？真的非要靠出卖公司的内幕消息才行吗？“或许有一天，我会跟阿曼解释清楚。”库马尔跟自己的一个心腹手下这样说，“但现在，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3月15日是库马尔做证的第三天，美国检察官乔恩·斯特里特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两个星期前，古普塔向数百名朋友和商业伙伴发了一封邮件，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曾经向拉贾拉特南泄露过内幕消息。于是，斯特里特就公布了一段在2008年7月29日，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电话录音，这个时候，离古普塔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古普塔告诉拉贾拉特南关于高盛集团的消息，在这个电话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拉贾拉特南向古普塔求证，市场上传闻高盛集团准备并购一家商业银行，这条消息是否真实？古普塔回答拉贾拉特南说，高盛集团董事会的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购一家商业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几个公司名字。得到这样的消息，拉贾拉特南其实是无法进行交易的。不过，在拉贾拉特南和古普塔闲聊的过程中，拉贾拉特南证实，当库马尔还在麦肯锡工作时，他曾经给库马尔付过报酬，“一年100万美元，也不需要他做什么具体的事情”。“我觉得你太大方了吧……你知道吗？他应该向你表示感谢。”古普塔回答说。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又聊到库马尔其实很贪婪，他很有野心，还想在新丝路基金公司里面拿到一些股份。于是，拉贾拉特南又重提他给库马尔钱的事情，他告诉古普塔，他每年都给库马尔100万美元，给了四五年。拉贾拉特南说，这些钱都是“税后的，而且是离岸支付的”。

担任过3届麦肯锡董事总经理一职的古普塔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是啊，是啊！”他回复说，看上去，并没有对拉贾拉特南支付这么多钱给库马尔感到震惊或者意外，至少，站在库马尔的角度来看，接受拉贾拉特南的巨额支付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他当时还是麦肯锡的全职员工。此外，尽管措辞有些模棱两可，但这被定性为逃税行为，却没有任何争议。

电话录音中，古普塔的这种冷淡处理的态度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电话录音对外公布后，传播速度飞快，带来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在录音公布的前几天，古普塔便从他自己的私募股权基金，新丝路基金公司里撤资了。这个电话录音在法庭上播放之后不久，麦肯锡便切断了与这位前董事总经理的所有关系。到3月末的时候，古普塔同样也从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委员会中退出，不再担任顾问一职，这是他曾经获得的、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之一。对古普塔来说，遗憾的是，这并不是陪审团最后一次听到他的电话录音。

当反复盘问库马尔时，约翰·道得已经掩饰不住对库马尔的蔑视。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重量型拳击手，道得虽然动作迟缓，但依然可以连击，而且每一击都非常有效。道得从库马尔家的保姆曼珠·达斯入手，这让库马尔感到很为难，因为达斯的身份信息显示是在印度，但实际上，她一直跟库马尔一家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

“你在这里写明，说希琳所要的材料中，你是做假才拿到这些信息的，对吗？”道得用带有威吓的语调问库马尔，“之所以说你用了小伎俩做假，是因为帆船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要求你提供证明，证明曼珠·达斯当时是生活在印度，而实际上，她是跟你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你所说的做假，对吧？”“没错，阁下。”库马尔表示同意。

不过，拉贾拉特南并没有崩溃。当拉贾拉特南从被告席上走下来时，他的朋友们能够感觉到他第一次有了失败的预感。拉贾拉特南在盘算，如果他被判入狱，自己的资产能否确保家人保持正常的生活，以及能否支撑如此昂贵的司法审判，这里的司法审判指的是最高联邦法院对他的审判。

2011年3月23日，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来到联邦法院为检方出庭做证。布兰克费恩是秃头，肥头大耳，但只要他一出现，他身边总会围着很多人，就像超级名模出场一样。参加日常审判的美国检察官普利特里德·辛格·巴哈拉拉，跟他的4名手下一起，已经在法庭等待布兰克费恩的出现。《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也来凑热闹了，他还是畅销书《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¹⁹⁾的作者。对布兰克费恩出现在法庭丝毫没有感觉、泰然处之的是霍尔维尔法官，几个星期之前，当律师们为这个案子选择陪审团的时候，他曾经将布兰克费恩的名字读错。他在发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将“fine”读成了“bean”。

让布兰克费恩做证的重任落在安德鲁·迈克尔森的肩上，曾经一度，迈克尔森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因为他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借调到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快速做好了铺垫工作之后，迈克尔森便切到7月29日，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之间的电话录音上。在放过录音带之后，迈克尔森问布兰克费恩：“古普塔这么做，有没有违背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布兰克费恩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个人的感觉是，他违背了。”布兰克费恩没有多说其他的事情。

随后，迈克尔森又重点跟布兰克费恩交流了高盛集团的两件大事：一件是2008年9月2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准备投资高盛集团50亿美元的优先股；另一件是巴菲特投资高盛一个月之后，布兰克费恩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向各位董事通报了第四季度高盛出现亏损的消息。迈克尔森向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求证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布兰克费恩做证说，10月23日的电话会议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竟然出现了亏损……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只会盈利，不会亏损的”。听到这句话，陪审团和检察官们都笑了起来。

与询问库马尔时不一样，当道得反复盘问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布兰克费恩的时候，他显得格外小心谨慎。道得问布兰克费恩，他是否知道拉贾拉特南是根据高盛集团的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布兰克费恩回答说他并不知道。道得还问了布兰克费恩有关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问题，以及高盛是否在这个计划中获得了政府的资助。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9月23日，拉贾拉特南大举买入高盛集团的股票，是否是因为他知道TARP肯定会推行这一重要消息。

当布兰克费恩做证结束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他专门走过来跟拉贾拉特南握手，毕竟拉贾拉特南的帆船集团曾经是高盛集团的客户。布兰克费恩和拉贾拉特南还简单地交流了几句，然后他才离开。此时，拉贾拉特南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案件的审理时间长达5个星期之久，直到4月6日才休庭，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政府方面出庭做证的证人有18个，其中就包括亚当·史密斯，这位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在听过犯罪电话的录音之后，决定跟政府部门合作。在史密斯的证词里，他将库马尔没有讲完的故事补充上了，他向法庭详细描述了帆船集团是如何从事内幕交易的整个过程。史密斯告诉陪审团，帆船集团的典型做法就是“功课要做，但考试的时候，还是要作弊”。在交易的时候，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都习惯“做两手准备”，一手是根据公开、合法的消息进行买卖交易，另一手就是根据内幕或者非法渠道获得的消息进行买卖。史密斯关于帆船集团交易流程的描述与帆船集团另外一位证人的描述完全不一样，这个人就是理查德·舒特，他是帆船集团的一位高管，每次出庭都特别注重自己的仪表，显得非常成熟稳重，看上去就值得让人信赖。

被告方证明

在史密斯出庭做证之后，帆船集团总裁舒特出庭做证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之久，舒特向法庭详细描述了对冲基金的成功投资都源于投资分析师做出的深入而又细致的研究报告。舒特说帆船集团的分析师都非常辛苦，工作非常投入，他们经常会坐车拜访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每个星期都要撰写投资分析研究报告，而且还必须在星期五的下午5点前提交。最重要的是，拉贾拉特南是帆船集团的总舵手，是准备充分的投资者。“拉贾拉特南很清楚，应该问哪些问题……哪些事情值得认真观察。”舒特在做证时如此说道。

然而，经过反复盘问，舒特的信用值得怀疑。在向舒特提问的时候，布罗茨基引用说，2010年秋天的时候，拉贾拉特南向舒特新成立的毫无运作经验的名为点尾（SpotTail）的对冲基金投资了1 000万美元，在基金正式投资的8个星期前，拉贾拉特南又以家庭的名义向这只基金投资了1 500万美元。这只基金的总资产不足3 500万美元，而拉贾拉特南的投资就占了2 500万美元，是该基金最大的单一投资者。跟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一样，舒特每年可以收取占管理资产总规模2%的管理费，以及20%的业绩表现费，也就是说如果拉贾拉特南投资到该基金的资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舒特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美元。这与史密斯的状况完全不是一回事，舒特每年能够赚这么多钱，他非常善于算计，跟拉贾拉特南可以说真正的合作伙伴。舒特对公众对于点尾对冲基金的诋毁感到震惊；在准备证词的过程中，他与拉贾拉特南的律师进行了讨论，并希望直接接受质疑。

被告方的证人数量比较少，与检方提供的证人的证词规模完全不能比。拉贾拉特南的律师团队仅传唤了5名证人。

拉贾拉特南这边最有分量的证人是来自哈莱姆儿童区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纳达，虽然他只出庭做证了10分钟，但却深深震撼了由多种族人群构成的陪审团。卡纳达说他跟拉贾拉特南是7年前遇到的，但他们俩“一拍即合，拉贾拉特南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改善一下孩子们的运动场所”。相比辩方的核心证人格雷格·贾雷尔（Gregg Jarrell）冗长乏味的证词，卡纳达关于他和拉贾拉特南关系的证词似乎更能吸引陪审团的注意，贾雷尔是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他是拉贾拉特南请来的专家证人。

到贾雷尔出庭做证时，拉贾拉特南已经支付了20万美元给他，到2011年2月，帮助他完成相关分析的公司也收到了73万美元的报酬。在拉贾拉特南案的辩护过程中，贾雷尔最大的作用是帮他发明了“拼花式”投资策略这一提法，这一投资策略的含义就是为了说明拉贾拉特南在选择投资股票时，都是对各种各样可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分析，然后找到值得投资的股票。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贾雷尔专门做了幻灯片来展示，不过，由于信息量太大，有些关键信息难免会遗漏。4月18日，星期一，也就是开庭后一个星期，在被告方5位出庭做证的证人都发表过证词之后，法院宣布休庭。

最后的总结陈词

前一天，也就是4月17日，星期天，里德·布罗茨基在威尔康奈尔大学医院（Weill Cornell Hospital）的产房外等待妻子生产，他的妻子是纽约布朗克斯（Bronx）公立学校的校长，布罗茨基在等待的过程中，还在忙着写总结。布罗茨基的妻子生下女儿后，看见他在忙，便质问他：“你到底在干吗呢？你的心根本不在这里啊！”下午5点左右，布罗茨基离开了医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4天后，布罗茨基和上司巴哈拉拉站在拥挤的法庭上，代表检方做最后的总结陈词。

布罗茨基指控拉贾拉特南，说他企图“以践踏法律为代价谋求战胜市场的成功……在未知的市场环境里，因为他可以事先获得别人第二天才知晓的内幕消息，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不确定性”。然后，布罗茨基用活动挂图向陪审团展示了拉贾拉特南的一系列内幕交易案例。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地说道，“让我们来听电话录音”，通过电话录音这一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检方对拉贾拉特南的指控。

作为拉贾拉特南的辩护律师，约翰·道得手里没有让人信服的电话录音作为支撑，所以，他能够采用的手段就只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拉贾拉特南的无辜。道得说阿尼尔·库马尔是“最贪婪的人”，整个做证过程中，就知道“傻乎乎地笑”。道得这样对陪审团说：“库马尔在作伪证，他的目的就是想栽赃陷害拉贾拉特南。”道得还说帆船集团的投资经理亚当·史密斯“所讲的故事来回不知道改了多少次了，根本就是前后矛盾”。

于是，考虑到本案中所说的消息来源值得商榷，道得向法庭作了简短的总结：“只要消息是公开的，你就肯定会知道。”道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拉贾拉特南进行交易所依赖的消息都是公开的，所以，不存在任何犯罪指控。在法官大人的指导和主持下，拉贾拉特南案来到宣判阶段。

2011年5月11日，星期四的上午，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的陪审团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17B审判庭的接待室，站在这个接待室里，可以俯瞰曼哈顿区大都会惩教中心的屋顶。在天气不错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大都会惩教中心的病人在屋顶打篮球。

在5月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一部分陪审团成员由于地铁晚点，所以到达法院的时间晚了一些。在其他人等待这部分晚来者的过程中，陪审团主席要来了当天的午餐菜单。除了法院内部的自助餐厅之外，法院周围还有7家获得授权的餐馆为陪审团成员提供午餐。在陪审团成员选定饭店并确定菜谱之后，霍尔维尔法官的副手，威廉·唐纳德（William Donald）就会下楼前往饭店点餐，唐纳德在下楼的时候，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安检程序，进出法院的人都要经过X射线扫描才行。只要陪审团预订午餐，那就表明，他们的商议一定会持续到下午才会结束。

上午10点的时候，陪审团主席将菜单还给了法庭，他告诉法庭安保人员说，他们今天不需要点餐。20分钟之后，陪审团主席给霍尔维尔法官写了一张便条。经过11天的共同商议之后，8名女性陪审员和4名男性陪审员达成了一致的审判意见。在商议的过程中，因为一名陪审员生病，所以重新补了一名陪审员。经过两个月的漫长审理，陪审团成员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法庭，5名法警站在他们的身后。霍尔维尔法官问陪审团主席，陪审团成员是否达成了一致的审判意见。

“是的，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了，法官大人。”陪审团主席这样回答。

于是，霍尔维尔法官让其副手唐纳德宣读记录在案的陪审意见。

第一条陪审意见，“有罪”，唐纳德说，随后他对判决表上第二条陪审意见进行宣读，依然是“有罪”。唐纳德一共宣布了12次，每一次都是相同的“有罪”两个字。每次，当唐纳德在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都是那么振聋发聩。坐在被告席上的拉贾拉特南，面无表情，只有目光在不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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